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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华武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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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大学新生
中国武士道的遗失与恢复 
提起武士道,十人有九人可能会首先联想到日本,然而武士道中的各种精神要求是日本人所首创的吗?它的实质和优点又是什么呢? 
近百年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给饱受日本侵略的国人和二战中与日本交手的西方国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无论你肯定还是否定这种精神对它作出何种价值评判,这种对荣誉的尊重,对首领的忠诚和对死亡的蔑视无疑是人类精神文化中的一份宝贵的财富.由于战争残酷和日军切腹抗死给人们不成功就成仁的残忍甚至变态记忆,武士道似乎就成为了日本民族的代名词。 
但如果有心人寻根问题的去寻找这种让人敬畏却又残酷精神的起源的话,那么就不难发现早在日本还未建国的时候,世界上一个国家的武士就已经有了和武士道相似的决死精神,但与现在的武士道相比却少了一份的残忍多了一份的仁义. 
按图索骥,我们就从这种决死的精神说起,武士道的核心精神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它的最好体现莫过于中世纪的镰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克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在武士道的执行史中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弑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然而让我们抛去武士道中的那份残忍来对比一下我国的历史:楚国名将子玉战败,按当时的习惯和法律,他必须自杀谢罪,但他却拖延着向国都回师, 以期望楚王的特赦令能及时送来。在离城不远的地方,他绝望了,终于自杀。汉代名将李广仅仅因为不能克服的客观原因而延误了会师时间,便自杀谢罪..从历史的影子中我们不难发现,真正的武士道正是周礼伦理的产物,是家从而国精神的派生.然而中国的武士精神以国以家为重,是心怀天下的表现,而非狭隘固执的去要求什么不人道不讲道义的服从和自裁,这正是正统周礼思想影响下的让充斥着杀戮死亡的武士精神有了伦理道德的约束.也是君子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让中华武者勇猛而不失理智,强悍而不忘仁义.而日本人的武士道是从中国武士精神中提取他们认为的精华,重视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因此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而中国武者在儒文化的影响下也鄙视日本那种毫无人性道德可言的武士道. 
然而时至今日,武士道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依旧,而我们的国人呢?也许自从宋朝的重文轻武以后,国人的勇武就渐渐遗失了罢。现代的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智慧,缺少的是信仰,有信仰就会有精神力量,有了精神力量就能产生无所畏惧的勇气。而宋朝推翻了武者的荣誉信仰后,华夏民族中的勇武者就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原本尚武的中华民族的盖世武功就此消散.另外一个方面武士道(武士)精神运用的不光在于战争,武士道(武士精神)只不过是一个载体,但却能装进很多政治,军事,教育甚至流行文化的理念,使之高度统一,坚守武士道精神的日本造就了今天强盛.而创造并教授他们武士精神中国却在列朝统治者的愚弄弱化下失去了武士精神,渐渐失去了这种完全统一,或者说有相当的人精神的认同统一已经在我们的不重视武士道和对武士道的藐视中变质分裂.他们是现在崇洋媚外者,他们曾是汉奸叛徒,也许今天有的人还会是. 
你可以指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残忍,你可以藐视武士道影响下日本人道德的沦丧,但是你不能否认日本人武士道精神下的团结协作荣誉至上,以及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对自己事业的崇尚,他们的效率....所以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融会贯通我们自己创造的武士精神,让中华民族重拾勇武,重树武力的信仰.也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复兴有望.
(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清朝时被严重篡改和歪曲,如果你通过读乾隆编的四库四书来领会中国传统文化,你只会得出中国人天生是绵羊的结论,所以最好通过读史,尤其是宋代以前的史书来领略中国传统精神) 


古今神勇志士----中华武士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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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大学新生
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07-11-20
中国墨家思想与日本武士道 


看题目,许多人要傻眼,中国墨家思想与日本武士道,能扯到一起去吗?七大山人在这里大声说:能,而且就是一家!
  日本民族是一个很怪异的民族,虽然与中国一衣带水,但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它。了解的只是日本的侵略历史,以及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日本的民族精神,以及民族精神的内核武士道,中国人又了解多少?一提武士道,大家的头脑里马上就影现出一个身穿和服,面目冷酷,挥舞着日本弯刀的武士形象。一提武士道,大家就马上联想到血腥和屠杀,不寒而栗。但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士道,真正的武士道又是什么呢?  
    武土道,顾名思义,就是武士阶 级的道德规范。武士阶级是日本古代很早就有的一个特定的阶级,其人员构成并非只是打打杀杀的武士,主要却是知识分子。其性质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士”阶层。“士”在我国古代也是一个特殊的阶层,鼎盛于战国时期,著名的战国四君子都号称“养士三千”。最有影响的士人就是荆柯了,但荆柯更象是知识分子,并非身怀绝技的武侠。日本的“武士”也是一样,大多是知识分子。
  但古代的知识分子与今天的知识分子要求是不同的。儒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通五经贯六艺”,其中的“六艺”指的是六种技能,包括驾车射箭等等。因此,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也并非只文不武,文武双全者不在少数。日本的“武士”,大多也是能文能武的,琴棋书画样样来得。
  写到这里,有人不禁会问:你的意思,莫非日本“武士”的祖宗就是中国古代的“士”?——聪明!但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士”的门派多着呢。战国诸子有多少家,“士”的门派就有多少家。其中最大的两家,一是儒家,一是墨家。而日本“武士”的祖宗,再重复一遍,就是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战国初期鲁国人。墨翟姓墨,长得却不黑,他出生于当时的“士”阶层,算是体面人家了。但他本人又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墨子初学于儒术,后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和老师公开唱对台戏。墨子的思想,可以概括成二十个字——“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尚贤”,“尚同”,“尚力”,“节用”,“节葬”,“非乐”。
  墨子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非常严格(有点象黑社会,呵呵!)这些人吃苦耐劳,勤于实验,作战勇敢,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因此《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那么,墨家的传人又为何东渡日本,把根扎在这个蛮荒岛国呢?
日本国的创立,始于什么时候?公认的说法,是徐福东渡之后。徐福何许人也?秦始皇的特派员也。秦始皇怕死,派徐福东渡瀛洲访求长生不老之药方。徐福本人是一个“方士”,典型的道家学派,与墨家何干?莫急,容山人慢慢道来。
  秦始皇南征北伐统一天下后,又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最后就是统一思想。秦始皇靠法家思想打下了江山,宰相李斯也是法家的人,法家自然也就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当时社会上最大的思想流派却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和墨家。怎么办?拉拢,拉拢不成就取缔。“焚书坑儒”的故事,大家都晓得,我就不罗嗦了。我只谈墨家。
  目前流行一种网络游戏,叫《轩辕剑》,其中有一段的背景故事就是讲述墨家的。墨家被秦始皇迫害,剿杀殆尽,最后被一个年轻的女弟子用“机关术”拯救了。这故事肯定是虚构的,但却给我一个启示,即惨遭剿杀的墨家是被一种“机关术”拯救的。(列位不要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关术”呢?
  话又要扯到徐福身上了。徐福,刚才说了,是道家学派的人。因为道家不管凡间的事,所以秦始皇也就不拿它说事。不但不为难它,而且还挺喜欢它。秦始皇不是追求长生不老么,而道家的方士们一直也在探求长生不老之术。于是一拍即合,秦始皇出钱,道家出力,到海外寻访神仙长生不老的药方。徐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上特派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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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大学新生
只看该作者 2  发表于: 2007-11-20
徐福曾经三次东渡日本,《 史记 . 秦始皇本纪》载述了两次。一次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 齐人徐市等上书 ,言海中有三神山 , 名曰蓬莱 、 方丈 、 瀛洲 , 仙人居之 。 请得斋戒, 与童男女求之 。 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 , 入海求仙人。”徐市即徐福。其结果“ 船交海中 ,皆以风为解 , 曰未能至望见之。” 意思是遇上了台风,船毁大半,神仙也没有见着。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 ,“ 于是臣再拜问曰: 宜何资以献 ? 海神曰 :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 , 即得之矣 。秦皇帝大说 , 遣振男女三千 , 资之五 谷种种百工而行 。徐福得平原广泽 , 止王不来。”徐福打着海神的幌子从秦始皇那里骗来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资,随船来到了日本,瞅准了这块世外桃源,再也没有回去了。
  从史载的资料来看,徐福出海寻仙求药实在象是一个阴谋(该叫阳谋,呵呵!)。主意是他出的,出海的船队是他率领的,每次出海都借故向秦始皇要这要那,最后黄鹤一去不复返,不是阴谋是什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冒险这样做呢,幕后的主使又是谁呢?
当今日本,上自天皇下至百姓,都把徐福当成了自己的祖宗。徐福不过是一个臭道士,何德何能?徐福的身边,一定有高人辅佐。这路高人,不是别人,就是墨家的正宗传人。墨家的传人被秦始皇迫害剿杀,穷途末路,求助于徐福等道士。这帮道士素来和墨家关系不错,而徐福本人也是齐国人,和墨家的传人是老乡。朋友加老乡,落难时岂能不救?于是两帮人合谋,共同策划了东渡日本为秦始皇访仙求药的阴谋。事成后徐福南面称王,众人皆称臣。
  徐福等人向秦始皇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 ,名曰蓬莱 、方丈 、瀛洲,仙人居之 。请得斋戒 ,与童男女求之。”秦始皇果然中计,大喜,“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徐福得了秦始皇信任,将墨家的传人及其家属弟子混杂在数千童男女中携带出海,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徐福史载两度出海,从秦始皇那里骗来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资,统统迁移到了日本。而当时的日本土著人还处在原始状态,对拥有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徐福等人奉若神灵。徐福和他的数千移民成了岛国当之无愧的统治阶级。而墨家的传人也履行承诺,把徐福扶上了“天皇至尊”的宝座。——“天皇”一词本是中国道教的用语。
  现在的日本,把徐福供奉为“神武天皇”。徐福实乃是日本天皇第一人。但是,徐福终究不过是一个道士,耍嘴皮子行,安邦治国则是外行。国家肇始的一切要务基本上都由墨家的传人担当,徐福本人也乐得其成。墨家思想本来就影响深远,号称“显学”;其骨子里是世俗功利的,因此深得人心。徐福虽贵为“天皇”,但只是充当了一个傀儡而已;就象晁盖,被宋江架空,连精神领袖也算不上了。
  但天皇制的统治体制却在这个岛国保留至今,成了日本一成不变的“国体”。墨家的传人为什么要维护天皇制?为什么不把墨家之术名正言顺地立为国策,而要打出“武士道”的招牌来取而代之?
    至今史学界有一个悬案,就是战国时期盛极一时,和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一到汉代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有人可能会说是被秦始皇斩尽杀绝了,但同样是遭此厄运的儒家,为什么种子连绵不绝呢?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同时“废黜百家”,是否也采用了“焚书坑儒”式的极端手段,历史典籍并无记载。百家中的道家不但没有被废黜掉,相反还堂而皇之地发展成了宗教。说墨家最终毁于汉武帝之手,恐怕也是无稽之谈。那么,墨家的传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逃了。在秦始皇的残酷剿杀下,墨家的传人远远地逃了。徐福东渡提供了逃跑的千载良机,而当时日本还是蛮荒之地,又远隔重洋,秦始皇的势力还延伸不到那里。在东逃和西窜中,墨家的传人选择了前者。在徐福的掩护下,一行人登上了渤海边拥挤的海船,船头指向遥远而未知的国度,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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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大学新生
只看该作者 3  发表于: 2007-11-20
徐福作为东渡的移民的领袖,其地位与功劳完全相称。墨家的传人心悦诚服地把他扶上了“天皇至尊”的宝座,成了他手下的将军和门客。日本岛国的第一代领导层就此确立了。又经过几代人的完善和发展,以天皇为国家最高权力象征,以幕府将军为首席执行官的统治格局正式形成了。这种统治格局差不多延续了两千年,直到明治维新时才被打破。
  同儒家一样,墨家也是强调忠君爱国的。墨家“十论”中有“尚贤”“尚同”的主张,“尚贤”即尊尚贤人,“尚同”即主张在“尚贤”的前提下统一天下。徐福是有名望的道士,又能扶危济困,是墨家的救命恩人,自然称得上贤人。把徐福这样的贤人扶上“天皇至尊”的宝座,悉心辅佐,一个统一的国家才会形成。因此,墨家的传人尽管掌控着国家实际的权力,但始终都维护天皇的至尊地位。日本的天皇两千年来从未被颠覆过,一直世袭至今,不能不说是人世间的一大奇迹。
  墨家的传人尽管东渡日本,但墨家思想的残余在中国民间暗流涌动,催生出一批伟大的历史人物。诸葛亮就是其中的典型。诸葛亮来自于民间,这条卧龙被刘备请出山后,创造出一系列的丰功伟绩。诸葛亮博通古今,非命尚力,一生克勤克俭。其发明制作的木牛流马,儒家知识分子为之瞠目。诸葛亮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这一点和墨子有着惊人的相似。其平民宰相的形象塑造,又与墨家的“兼爱”主张不谋而合。其后半生把持着蜀国的军政大权,却始终效命于“扶不起的阿斗”,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唯有墨家精神,才能造就这样的千古名相。
  文革以后,有人说周恩来的骨子里是墨家思想,当时我极不理解,难道四人帮批“孔”批错了对象?而今天,我明白了。
    和儒家不同,墨道两家都迷信鬼神,鼓吹鬼神之说。徐福作为方仙道士出海寻访神仙求取长生不老之药,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证明道家是迷信鬼神的。而墨家的“十论”中更有“明鬼”一说,宣称天地间有“赏贤罚暴”的鬼神,天下人都要信奉它,不可胡作非为。墨家的传人既已尊奉徐福为“天皇”,两派的思想也就开始走向合流。两派思想的共通点被发挥到了极致,日本从此以后鬼神当道,历经两千年的风雨而不改。直到今天,日本的首相小泉还公然宣扬日本是“神的国家”。
  徐福是否就是“神武天皇”,日本的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论。但在民间徐福则早就被敬奉为神,成了日本的黄帝或炎帝。徐福被奉为丰收神、农耕神、纺织神、医药神、冶炼神、渔业神、造船神、水利神、殖产神等世代祭祀,2000多年从未间断。徐福给日本岛带来了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功劳大大的,但徐福事实上不过是一个方仙道士。徐福会农耕吗?会纺织吗?会冶炼吗?会打渔吗?会造船吗?会水利吗?会养殖吗?如果什么都会,那就真成了神仙了。
  徐福的身边,必有实践能力极强的高人。有人会说:徐福几次出海,不是带了千童和百工吗?我说,千童是真,百工是假。《史记》记载徐福只是最后一次出海才向秦始皇提出“百工”之事。而我们知道,墨家的传人受墨子影响,几乎个个都是能工巧匠。墨子本人就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高超的生产工艺技能。据说他亲手制作的“木鸢”,可以在天上飞三天三夜不掉下来。墨家的传人,继承了祖师爷这一优良传统,人人实践,个个动手。徐福最后一次出海带的不是什么“百工”,而是伪装成百工的墨家的传人也。
  当今世界,数日本的制造业最发达。日本人在制造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对世人来说是一个捉摸不透的谜。现在,这个谜底找到了。日本的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武士道,而武士道又与墨家精神一脉相传。墨家精神特别强调实践能力,武士道自然也就强调实践能力。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是个勤于动手的民族,鼓励发明创造。日本的制造业所以能雄冠全球,与它深厚的文化背景是离不开的。
  反观中国,自从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后,能工巧匠就成了“末技者流”。孔老夫子只提倡读书做学问,“学而优则仕”。有个学生向农家学种菜,孔老夫子知道后,严厉地斥责了这个学生,说种菜是“小人”做的事,“君子不为也”。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也是极度鄙视手工艺者,污蔑他们是“背本而趋末”;天下一有事,则“殴民而归之农”。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还在固步自封,把西方的现代技术说成是“淫巧小技”,拒绝学习和接受。以致于后来的洋务运动进行得异常艰难,比日本人早起步,却远远地落在日本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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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  发表于: 2007-11-20
直到今天,我们的技术工人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人都不顾代价地送子女上大学,读出来后好当干部。“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干部的待遇也是出奇地好,一个坐办公室的科员的工资收入几倍于一线的技术工人。
    我在批评儒家思想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儒家思想总体上的高明。秦始皇从政治上统一了天下,而儒家则是从思想上统一了天下。没有比儒家更合情合理的了,它在意识形态上延续几千年的统治就是充分的证明。但我要说,儒家思想只适应封建社会,而不适应工业化革命后的近现代社会。封建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农业经济占主导,人与土地的关联度极高。当土地不产粮食,或土地的所有者过分地集中,社会就会动荡,严重的甚至会造成王朝的更迭。历次的农民起义,不都是打出“分田地”的口号吗?
  在农业经济占主导的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大的物质财富。封建统治阶级文攻武伐,开疆拓野,十有八九都是冲着土地来的。光有土地,没有人种还不行,于是人口又成了最重要的财富之一。一些穷兵黩武的封建君王在掠夺土地的同时,也掠夺人口,实现土地人口双丰收。处在奴隶社会中的蒙古贵族不在乎人口,只在乎牛羊,于是在征服异族的过程中见物就抢,见人就杀。伏尸千万,血流成河。从这个角度看,封建社会的确比奴隶社会要进步得多,“仁慈”得多。
  儒家大肆渲染这种“仁慈”,把人口的财富价值标出了天价,以至于“亚圣”孟子说出了“民为贵,君为轻”这样的昏话。但财富终究是财富,败家子历朝历代层出不穷。视民如草芥,是这些败家子们的常态。结果人口总是不见增长,生得快死得也快。天子“雷霆之怒”时,多少个人头都会落下。当天灾降临,土地不产粮食时,人口就空前贬值。于是饿殍满地,哀鸿遍野。一些“仁慈”的儒家官员冒死上表以闻,君王从酒色中抬起头来:“奈何不食肉糜?”到天国吃肉糜去吧,如果你能有幸幻为君王。
    墨家提出“明鬼”之说,让我等唯物论者笑掉大牙。但儒家也不是好哥哥。孔老夫子虽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但不等于他老人家就“唯物”。孔老夫子是不敬鬼神的,但是敬奉祖宗,动不动就拿三皇五帝来说事,以为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因为敬奉祖宗,孔老夫子以身作则,“述而不作”,一部《论语》还是徒子徒孙帮忙给编的。儒家知识分子在孔老夫子的影响下,一个个“是古非今”,唯祖宗马首是瞻,缺乏自信心与创造力。封建最高统治者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后,也给予积极的配合,死后不是称“宗”就是称“祖”。由敬奉祖宗衍生出了“孝道”,对国君尽忠,对父母尽孝,构成了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核心内容。敬奉祖宗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每年搞祭祀活动,履行“孝道”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厚葬”。
  儒家的孝道观源于周代。周人受远古祖先崇拜的影响,在宗教观上表现为尊祖,在伦理观上表现为孝祖,在丧葬观上表现为厚葬。儒家特别主张厚葬。“亚圣”孟子虽然一向标榜“安贫乐道”,但在葬母这件事上却毫不含糊,用上等木材制作精美的棺椁,连他的门生都认为过于奢侈。在孟子看来,厚葬“非直为观美也”,而是为了讲礼尽孝。孟子以后,厚葬被冠以礼、孝的美名,左右了中国几千年的丧葬风俗。
  厚葬风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财富和人力的巨大浪费。秦始皇一生完成了三大建筑工程——长城,阿房宫和他的规模空前的陵墓。陵墓的修建时间长达37年,用工最多时达70余万人。整个陵墓犹如一座丰富的地下文物宝库,各种稀世珍宝应有尽有。秦始皇生前享用不尽的财富都带进土里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腐烂成泥。而早在秦始皇之前,各诸侯国的国君在丧葬方面也是讲尽排场的,盗他们的墓等于老天要你发“土”财(非洋财也。)。秦始皇之后,那就更不用说了,历朝历代的“祖宗”们恨不得把整个皇宫都搬到地底下,——“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大量的财富和人力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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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  发表于: 2007-11-20
古埃及王朝就是因为修建金字塔造成国力衰竭,最后被异族灭亡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本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可是他却因此亡了国。当西方世界的工业化革命搞得如火如荼时,东方的满清政府正忙着修圆明园呢。修到快要完工时,竟被英法两个强盗一把火给烧了。大火烧了三个月,烧毁了东方文明,也烧毁了满清政府的狂妄与自尊。而同样是东方的日本,却悄然崛起。
    和儒家针锋相对,墨家提出了“节葬”的主张,认为“厚葬”、“久丧”会弄得“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不利于发家致富。为了使老百姓致富奔小康,也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墨家提出一套薄葬、短丧的办法,简化了殡葬礼仪,维护了日常生产。墨家反对一切不必要的奢侈浪费,又提出了“节用”的主张。主张用财必须用了有利,有利于民,反对贵族“亏夺民衣食之财”的奢侈享乐。
  受墨家思想的影响,日本没有“厚葬”的习俗。日本没有巍峨的金字塔,也没有气势磅礴的始皇陵。早在一千多年前,日本人就开始火葬了。据《续日本书记》记载,公元8世纪初,持统太上天皇和文武天皇亲身垂范,在飞鸟冈举行火化大葬,自此,火葬的风气在日本民间广泛地推开。而中国,除了吃斋念佛的和尚,火葬作为移风易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只在解放后才在民间逐步推行。而火葬,我们知道,总比土葬要节约得多的。
  今天的日本人,总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就是“小气”。日本的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家,连办公室里的一张空白纸都要节省,“小气”起来简直赛过老葛郎台。但奇怪的是日本人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企业家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小气”,并且拿它来教导后生。后生们竟也言听计从,一代比一代“小气”。哪像我们中国,一个卖杂货的个体小老板,一晚上在歌舞厅潇洒一千块不在乎。知识分子也有豪放的传统,“千金散尽还复来”。政府官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要是突然变得“小气”了,满城的酒楼歌舞厅都得关门。
  日本人的“小气”,分析起来,是源自墨家的“节用”主张的。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早已在日本人的头脑里扎下了深根。日本人虽然富甲天下,但能保持千百年流传的勤俭作风不变,确实是一个奇迹。而我们中国,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哥哥。吃喝*赌争先恐后,官商勾结饱中私囊。“劳动致富”几乎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为富不仁”成了金科玉律。奢侈腐化的心理根源是因为钱来得太快,权力的过分集中又造成了财富的过分集中。于是千百个石崇从神州大地上涌现出来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被这帮小子窃夺了。
    大学读书时,看了一部日本电影,片名叫《日本沉没》。是一部科幻类的灾难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持续不断的地震和火山爆发侵袭下,日本列岛徐徐沉没了。日本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口表现出了异常的沉着镇静,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尊敬......影片虽是科幻片,但制作精良,特技效果并不输给美国好来坞的大片。影片所表现的内容在中国人看来绝对是杞人忧天,但却集中地反映了日本的民族精神——被民族优越感的外衣包裹着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日本民族的忧患意识来源于墨家的“非命”主张。所谓“非命”,就是否定天命,主张事在人为;这和儒家“乐天知命”的思想恰好是相反的。否定了天命,实质上也就否定了老天爷的庇佑,人类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就显得孤立无援。因此,“非命”的必然结果就是带来忧患意识。而这种意识,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是很少见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几乎个个都是“乐天派”。唐代诗人白居易还专门给自己取字叫“乐天”,借名字向世人表明这一点。“乐天知命”的好处就是性情豁达,凡事都想得开;坏处就是逆来顺受,缺乏主观能动性。
  和“非命”相对应的就是“尚力”。“尚力”就是崇尚人力,既然老天爷拯救不了人类,人类就只能完全靠自己了。墨家主张“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墨家自食其力的主张与儒家“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孰优孰劣暂且不论,墨家重视人类自身能力,强调亲身实践的精神却是值得高度赞许的。只有充分重视人类自身能力,才能挖掘人类主观潜能,才能创造“人定胜天”的奇迹。而强调亲身实践的精神,又能使人的认识与实践结合得更紧,避免理论与实际脱离。日本民族今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与其一贯“尚力”有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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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  发表于: 2007-11-20
墨家“尚力”,儒家则“尚德”。孔圣人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意思是骥(千里马)的价值不在于日行千里的“力”,而在于性情善良听从驱使的“德”。亚圣孟子则从王道出发,区别了“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否定了前者,肯定了后者。在二位圣人的倡导下,儒家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教育,忽视力量的培养,推崇仁德,轻视勇力、智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举一例说,中国封建时代文人和武人长期处于分野与对立,文靠德才,武靠勇力,“文死谏,武死战”,军事统帅常常是文盲,国家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薄弱等等。直到今天,学校的教育中,“德智体美劳”,德仍然放在第一位。
    公元645年,也就是中国的唐朝初期,日本国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以中臣镰足为首的一群赴唐留学生,回国后联络皇族势力,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权臣苏我入鹿。其父苏我虾夷也众叛亲离,被迫自焚身亡。大贵族苏我氏的统治就此结束了。分析这一事件的实质,就是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一次正面交锋。中臣镰足等赴唐留学生把大唐帝国的儒家文化引入日本,与本土的墨家文化发生激烈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儒家文化暂时占据了上锋,日本国由此步入了大化改新的时代。
  有关大化改新的内容和意义,历史书上有,我就不重复了。但如果以为儒家思想从此占据了正统地位,像西汉的“独尊儒术”那样,则又是大错特错的。日本国接受的主要是大唐帝国的法律和制度,而儒家思想中只有和墨家相通的地方,才得到了很好的吸收和继承。例如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和墨家有相通之处,所以被借鉴和吸收了;而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以及由此而来的科举制度,则在日本没有多大市场。科举制度曾经试行过一段时间,终因水土不服而取消了。
  赴大唐帝国学习的日本人,除了留学生,还有许多僧人。僧人带来的佛教对墨家思想的冲击才是致命的。从表面看,佛教和墨家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如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普渡众生”;墨家讲“非攻”,佛教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佛教很快就被日本人所接受,在日本落地生根,成了日本国千年不变的国教。但是,佛教的骨子里却是极其残忍的。佛教将世界的主宰者分为佛和魔,佛和魔是死对头,势不两立。《西游记》中孙悟空杀了几个人,唐僧马上念紧箍咒;孙悟空将魔头活捉,将小妖杀个精光,还一把火烧了洞府,唐僧则满面春风,得意得很。可见佛对人虽客气,对魔则是向来毫不留情,一定要斩尽杀绝而后快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造出“佛”来,又到哪里去找“魔”呢?
  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在发动侵略战争以前,都要将对手妖魔化。只有将对手妖魔化,士兵们在战场上杀起人来才会不眨眼睛。而在佛教盛行的日本,尤其如此。唐高宗时日本与中国争夺朝鲜,吃了败仗,从此就将中国视为对手。而将中国这个对手妖魔化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兵在中国会那么残忍了,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人压根就不是人,而是妖魔,因此要***,抢光,烧光。日本人对中国的“三光”政策从明朝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登峰造极。日本天皇就是唐僧,瞅着自己的弟子这么能干,于是整日笑眯眯的,心里像喝了蜜一般的甜。
    转贴这篇文章,并不表示本人赞同作者全部观点,其目的在于抛砖引玉,让大家讨论讨论。本人认为,儒家和墨家思想都是中国的宝贵历史遗产,各有其优点及局限性,如我们能认真学习,汲其精华,弃其糟粕,让其有利于华夏复兴,何乐而不为? 
古今神勇志士----中华武士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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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  发表于: 2007-11-20
幕府时代,日本政治思想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就是:把南宋的中华民族的英雄们和日本的武士道联系起来,从而使中国的民族英雄的精神成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重要支柱。

据说,幕府末期,高喊“尊皇攘夷”,要求幕府把政权归还给天皇,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日本民族主义者大都以我国的民族英雄,尤其是以南宋末期的抗元志士们为榜样。其中以文天祥为最。

其实,早在三百年前的江户初期,朱子学者浅见絅斎(jiong1 zhai1)就把南宋末期的志士们的业绩推崇为“本朝武士之鉴”。据说他的著作《靖献一言》描写了包括屈原、诸葛亮在内的、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尊皇思想的八位中国志士的生涯故事,其中特别称赞了南宋的民族英雄。

这本书成了江户时代武士社会中最畅销的著作。在尚未废除“(武)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实现“国民国家”之前,也就是说在实行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很多武士在冲向对方阵地或战败自杀时,都喜欢高咏文天祥的不朽诗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日本进入明治时代前夕的幕末,这本书对“尊皇思想”的鼓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少“志士们”的圣书。这些“志士们”的“不怕死精神”以及“对理想的强烈信仰”的源泉和模范就是这本《靖献一言》。“明治维新的志士们的胸中,应有着鲜明的南宋忠臣文天祥的英姿,这支撑了他们的精神,驱使他们进行了力挽狂澜的行动”。藤田东湖、吉田松阴、广濑武夫等还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气歌》。其中藤田东湖的《正气歌》还为幕末的“志士们”所爱唱。

这本书还成了教育日本武士如何面对生与死的必读教科书。特别是文天祥,被认为是对日本武士道精神以及武家哲学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的重要人物,是忠臣义士之鉴。直到二战日本战败之前,日本国语教科书还登有文天祥的故事。





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历史上,日本人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族主义学去後用来培养其国民的爱国尚武精神,用作迅速推动日本改革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甚至还用作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精神力量”,而我们却没能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民族主义来保护我们的民族以至于屡次遭到外敌的侵略和奴役。而且,也许是因为这一百多年中华民族落後了,也许是因为曾受过满清两百六十七年统治而丧失了自尊自信自强的缘故吧,有不少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诋毁我们的民族文化、诋毁我们的民族主义、诋毁我们的民族英雄。直到现在,甚至多提一下民族主义,就有可能被人认为是在破坏民族关系!还有人不但批判岳飞、文天祥的愚忠,甚至还拿岳飞的《满江红》的歌词大做文章,批判岳飞对少数民族的“残忍”。当然,还有不少人居然把当年文天祥、把文天祥同时代的人们所痛恨的敌人当成统一中国的“民族英雄”来歌颂。

更令人沮丧和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所编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中国古代史部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思想教育》一文中不但把包括沿海、长江、珠江、闽江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蒙古地区、西北地区、甚至海南岛、台湾等在内的大片国土的开发,中国的农产品,中国人的食物开发归功于人口只占6.7%的少数民族(------ 叹:如此一来,占人口93.3%的汉人岂不成了碌碌无为,懦弱无能的民族?),还说什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我们只把那些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作用与地位,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


中华,代表大义、大仁、大勇!武,为止戈;士,为“尚道之人”,追求正义之人;“中华武士”就是终身信仰以造福人类,崇尚和平,制止暴力,消除战争为目标的力行有为之中华儿女!

中华武士,就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典范;武士,这个词汇,被日本人玷污了,我们要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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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  发表于: 2007-11-20
武士的思想
日本武士的思想核心自然是“武士道”。

《最后的武士》将武士道概括成了“勇、仁、忠……”等一系列抽象的良好道德规范,但这只是表象,否则就无法解释在更多的时候,武士体现出的却是凶残、愚昧直到癫狂。这个原因要在武士道的思想根源中寻找,而武士道其实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大杂烩。

武士道的初期发轫,主要理论背景是长期受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的朱子(朱熹)理学。自镰仓幕府后期开始,武士必须遵守“忠诚、廉耻、信义、俭朴”等美德,而到了德川幕府,一些著名的儒学家将武士道理论系统化、规范化,终于成为整个武士社会的操守典范。电影一再翻拍的“忠臣藏”事件正是发生在此时期,是武士“全忠死节”的道德理想的“完美体现”。一般认为,日本虽然引进了中国的儒学思想,但就象他们吸收任何外国文明一样,都具有鲜明的自主选择性。周作人也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糟粕文化,如宦官、缠足等等,日本都没有照单全收。对于儒学,日本更强调的核心是“忠”,而中国则为“仁”。所以,日本武士为了“忠”,可以做出违反人道的举动。

作为武士道行为楷模的,则是中国南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陆秀夫等人。江户时代,这些人物被称为“本朝武士之鉴”,他们为“大义”而淡看生死的精神受到武士的狂热推崇。在冲绳以及太平洋战场的诸多岛屿争夺战中,日军甚至平民在饥渴不堪的情况下,仍发起一次次自杀冲锋,战败则切腹跳崖跳海,正是陆秀夫、张世杰等在崖山被元军击败后的翻版。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而营造对中国的歧视贬低,所以歌颂“杀身成仁”的英雄渐渐以本国为主,但文天祥的故事直到二战结束前都是日本的教科书内容。

武士道思想的另一重要核心是禅学。武士生活于战乱之中,随时要为主公赴死,日本的地理环境又恶劣,灾害频仍,这都使得武士具有强烈的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因此需要禅宗的顿悟生死来调和。同时,禅宗的神秘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也给武士及日本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不过,禅学在武士手中,空洞虚无的人生观被放大,成为漠视他人生命和自己作出违背人性之举的借口。

最终使武士道彻底变为军国主义工具的是与儒学、佛学并称为幕藩体制三大支柱的神道教,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日本的民粹主义思想泛滥,将天皇神化,定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的神道教为国教,以此形成了向现代民族国家和工业化军事化帝国的转型,还吸收了德国的国家主义哲学,终于完成了武士道的法西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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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9  发表于: 2007-11-20
文天祥: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被称为“本朝武士之鉴”,他们为“大义”而淡看生死的精神受到武士的狂热推崇。

全世界的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小日本的武士道。




认识小日本,就是从武士道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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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什么是武士道?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鎌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武士道不是一种清洁的精神,它是一个阴翳的民族,在偏狭的岛屿中产生的一种复杂、混乱和极端的生存意识,以及情感倾向。在狭隘的生存空间中,它有能力保留品格或附庸风雅,但当它发展开来后,它表现出来的是其极其残忍的一面,从而导致世界性灾难,二战就是极端的典型。

武士道的精神支柱到底又是什么呢?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第一首先要从中国化佛教说起,中国化佛教对武士道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武士认同命运的安排,对于无法避免的事情选择平静的服从,即便是死亡。佛教中的对命运的绝对信赖,服从;在危险和灾难时保持冷清;对生的蔑视和对死亡的亲近感的这些思想成为了武士道的基本内容。

第二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对武士道产生深远影响,对国民而言国土是可供采掘金矿,收获谷物的土地。这国土就是众神,亦即祖先之灵的神圣住所。对一般平民而言天皇不仅是国家权威的象征,更是精神文化的支柱。武士道认为,天皇本身是带有上天使命,而以肉体存在于地上的天神代言人。

严格的来讲,在道德约束方面,孔孟之道才是精神最丰富的源泉。孔孟所主张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成为武士最常规也是最重要的约束力量,成为武士的经典之一。这种思想深深地埋在有一定知识的武士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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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想是儒教里最丰富的,冷静、温和、才华出众的孔子的政治格言对处于支配阶级的武士们来说最适合不过的。在吸收了这些思想后就形成了流传到现在的武士道。




武士道由义、勇、仁、礼、诚、名誉六部分组成,名誉中的廉耻是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知耻之道。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延误了日本济的发展,小日本武士道探源与中国文化对其形成的作用



———是中国造就了小日本武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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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0  发表于: 2007-11-20
中国的民族英雄教育。





日本历史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往往是民族主义分子尊重儒家传统,并对中国的民族英雄大加称赞,甚至还以中国的民族英雄来教育日本人。


他们把中国的这些“东西”“偷”过去都当作培养日本人忠君爱国思想的好教材。


幕府时代,日本政治思想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就是:把南宋的中华民族的英雄们和日本的武士道联系起来,从而使中国的民族英雄的精神成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重要支柱。



据说,幕府末期,高喊“尊皇攘夷”,要求幕府把政权归还给天皇,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日本民族主义者大都以中国的民族英雄,尤其是以南宋末期的抗元志士们为榜样。其中以文天祥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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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三百年前的江户初期,朱子学者浅见(jiong1 zhai1)就把南宋末期的志士们的业绩推崇为“本朝武士之鉴”。据说他的著作《靖献一言》描写了包括屈原、诸葛亮在内的、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尊皇思想的八位中国志士的生涯故事,其中特别称赞了南宋的民族英雄。


这本书成了江户时代武士社会中最畅销的著作。在尚未废除“(武)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实现“国民国家”之前,也就是说在实行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很多武士在冲向对方阵地或战败自杀时,都喜欢高咏文天祥的不朽诗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日本进入明治时代前夕的幕末,这本书对“尊皇思想”的鼓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少“志士们”的圣书。这些“志士们”的“不怕死精神”以及“对理想的强烈信仰”的源泉和模范就是这本《靖献一言》。“明治维新的志士们的胸中,应有着鲜明的南宋忠臣文天祥的英姿,这支撑了他们的精神,驱使他们进行了力挽狂澜的行动”。藤田东湖、吉田松阴、广濑武夫等还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气歌》。其中藤田东湖的《正气歌》还为幕末的“志士们”所爱唱。


这本书还成了教育日本武士如何面对生与死的必读教科书。特别是文天祥,被认为是对日本武士道精神以及武家哲学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的重要人物,是忠臣义士之鉴。直到二战日本战败之前,日本国语教科书还登有文天祥的故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一些右翼分子居然还想让这本书作为日本中小学的读本“以唤起早已失去的爱国感情”。他们还认为这本书对推动日本的明治维新起过很大作用。




另外,被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痛斥所不齿的朱子理学,竟然也是日本武士们修身养性的必修之科目,是形成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朱子理学所强调的正统王朝只有一个的“正闰论”,即“尊皇攘夷论”和“大义名分论”对日本的影响相当大。可以说正是朱子理学才确立了武士道的“忠”,即武士对主人忠诚的观念。


遗憾的是,历史上,日本人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族主义学去後用来培养其国民的爱国尚武精神,用作迅速推动日本改革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甚至还用作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精神力量”,而我们却没能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民族主义来保护我们的民族以至于屡次遭到外敌的侵略和奴役。而且,也许是因为这一百多年中华民族落后了,也许是因为曾受过满清两百六十七年统治而丧失了自尊自信自强的缘故吧,有不少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诋毁我们的民族文化、诋毁我们的民族主义、诋毁我们的民族英雄。直到现在,甚至多提一下民族主义,就有可能被人认为是在破坏民族关系!还有人不但批判岳飞、文天祥的愚忠,甚至还拿岳飞的《满江红》的歌词大做文章,批判岳飞对少数民族的“残忍”。当然,还有不少人居然把当年文天祥、把文天祥同时代的人们所痛恨的敌人当成统一中国的“民族英雄”来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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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们可以造就比小日本武士道而更加武士道的民族,不知怎的,竟然成为一个奴性十足的民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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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1  发表于: 2007-11-20
下面说说自己的感想:

日本这个国家我个人还是很尊敬的,当然这里不指对华战争, 日本人的理论就是学习强的,好的东西, 你看她就没把中国的缠足学过去

既然这样,我们这一代中国为什么就不可以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学回来?比如说武士道精神,当然不可以走极端主义, 但是,要强国,就必须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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